在以往20年中，我国经济实现了世人瞩目的高速增长，创造了GDP年均达到9％的世界经济增长奇迹。目前重要的问题是，我国经济是否就此结束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阶段，今后将进入一个正常的持续增长的阶段？如果仍然存在高速增长的客观趋势，潜力和动力在哪里？
不少人引用日本和韩国的例子，证明经济高速增长的极限是20年，此后，将进入正常速度的增长阶段。这种判断在小国经济和不需要经济体制转轨的经济中，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我国这种处于转轨阶段的大国经济来说，这种看法是值得推敲的。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与其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需求因素及其体制变革有直接关系。我们认为，三个趋势即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所创造的客观需求和供给潜力，将是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基本动力源。
城市化趋势是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最主要的特征，是解决我国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这是由比较利益所驱动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我国经济的增长性特征，正是由于农业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和城市人口逐步上升的速度和模式所决定的。前20年特别是前10年中，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并对经济增长发生巨大的拉动作用。以往的城市化进程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大中型城市的平面扩张和城市功能的多样化，对全国156个城市的统计分析表明，大中型城市的规模面积扩展了86％，城市功能的多样化也不断推进，产业城市不断补充商业、金融和文化功能，文化城市则增加产业功能，特大都市国际功能的强化导致市政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通信和环保设施投资的急剧扩张；二是小型城市的激增，1984－1996年12年期间，我国出现了近4万个小城镇。这些小城镇或是计划体制下人民公社所在地，或是新兴商业活动的结节点，或是新成长的乡镇企业的聚集地，其分布广、规模小，本身也存在区别，有些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有些则正走向衰落。与这两个特点相联系，是农业人口的非农化进程。由于城市进入条件和从业机会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使农业人口快速地非农化，具有流向不稳定的特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对非农人口的吸引力也在相对变化。在1992年之前，小城市一般被认为是农民进城的热点。但从90年代中期以后，它很快为大城市的高就业机会、高收入和更好的市场化职业培训过程所取代。
如果说我国城市化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低水平的数量扩张，那么今后我国的城市化则进入了一个调整功能、适度集中的新阶段，这主要是由现存大城市的调整性扩张和小城市的适度集中体现出来的。大城市的扩张和功能完善的过程尚未完成，由此派生出对交通、通讯、供电、供水、供气、垃圾处理、住房及其它公共设施的需求也十分巨大。此外，中小城市的整组过程也会持续下去。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殊性，使小城市的发展初期具有极大的自发性。今后20年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很可能是小城市为吸纳更多的人口进城而实现城市规模经济的调整和竞争过程，10万－20万人口的上千个小城市会逐步形成气候，与大中城市形成互补的城市网络，这必然派生出巨额的投资需求并相应对三次产业构成发生影响。
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市场化趋势都非常明显。但从改革一开始，我国就走着与其它经济转轨国家截然不同的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前提下推进改革的同时，改革一直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改革总是从那些制约国民经济增长全局的瓶颈环节开始，而改革的结果又总是极大地促进着增长。市场化的趋势并不是一开始就由政策制定人员预导的，而往往是一系列成功的实验和摸索的结果。例如，农业产权改革和价格机制的引入，消费品工业中非国有经济带来的竞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和建设经营方式的社会化等等。正是由于这种务实和渐进的改革方式，使我国最终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价格机制对资源配置已经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宏观经济管理框架已初步建立，下一阶段的中心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广义例题，推进这项改革，实际是对我国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全面重组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下一步改革的重点领域包括：加快政府与企业分开，界定各级政府的基本职能和国有财产的实现形式；确实企业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随着确认股份制作为一种实现形式和资本市场进一步发育，要进一步确立私人和机构持股人的法律地位；加快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变革，调整政府公共支出方向；加快债务问题的清理，防范金融风险，使银行体系朝有竞争力的市场结构发展，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与此同时，弱化国有企业社会职能。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价格、利率、汇率、工资将更真实地反映实际供求的边际变化，从而为投资者计算回报率和政府进行宏观经济决策提供准确的依据，居民储蓄率也会进一步上升，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源泉。毫无疑问，市场取向的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激励作用、创新作用和创造新需求体系的作用是难以估计的。虽然很难把市场化改革与高速增长必然联系起来，但如果考虑到我国推进市场化的城市化加速背景，考虑到在诸多有巨大增长潜力部门因体制改革不到位而无法发挥的潜力，考虑到流动性差而引起的资源巨大损失及可能改变的现实，则不能不把在一个人口12亿的经济大国实现经济体制全面转轨与高速增长的命题联结在一起。
众所周知，经过前20年的开放改革实践，我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目前，其贸易依存度已高达40％，外国投资占国内总投资比重已达17％，我国1／3的地区已全面对外开放，在统计的256个行业中，外资已进入的领域占91％。开放引入了资本、技术和新的市场消费观点，并创造了使开放政策继续实行下去的坚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
随着开放步伐的加快，首先是对我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推动。因为，一是使我国的经济体制及游戏规则更接近国际惯例，这使竞争和价格机制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使扭曲减少、效率提高从而促进增长；二是结构性资源配置的扭曲将进一步被校正。我国经济的真正比较优势将进一步发挥，这一机会不只相对于劳动密集的经济产业，对其它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发展也同样带来了新的机遇。如果按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合理分工，在工艺阶段性明显、产品可分性强的机械、电子、汽车等产业中，我国完全可能找到自己有利的竞争位置。届时，我国在众多产业的竞争力将充分显现出来。在新兴的金融、保险等产业中，维系产业生存的是信用制度和好的服务，而不是高技术。虽然我们有的人对这个领域的竞争有畏难之感，但一旦信用制度建立起来，服务质量随竞争而改善，产权关系得到界定，我国完全有可能接受挑战。总之，国际市场机会的增加和比较优势产业的形成，将对增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次是在分配领域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即使在外资进入程度很大的产业，就业机会、政府税收、个人的消费剩余都会增加，这已为前20年的实践证明。这些产业中对部分企业的影响，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影响要具体分析，这就是对生产者利益的分配性影响，增加解决问题的迫切性。这就要求我们更快地解决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创造好的环境，使有限的资源更快更多地转到有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企业中去。从宏观上看，分配效果的影响将会是积极的，政府收益、消费者收益和就业收益之和大于部分生产者的损失。
最后是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这可能是政府最需要加以关注的重大问题。在国际资本特别是长期资本相对于高回报的投资机会相对过剩，而我国经济又充满希望的条件下，宏观管理的视野可能要转向引导国际大量资本流入方向和防止风险等问题上，只要可以控制宏观格局和有效管理国际收支项目，资本流入总是伴随对国内储蓄的补充、竞争的引进和新技术的扩散等现象，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对此产生悲观情绪。
综上所述，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这三大趋势，将为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提供机会，积聚潜能。城市化提供着高速增长的空间，市场化使填补这一空间的效率更高，而国际化则使上述两个过程按现代标准运作。
（本文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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